富士康陷“返点门” 郭台铭震怒_2

作者: admin 分类: 体育 发布时间: 2019-06-12 11:28

  富士康再出事端,经过一年多的搜证后,台北检方终于对富士康前高层索贿一事动手,而将鸿海集团内部监管机制中存在的漏洞暴露在公众面前。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昨日,台湾《中国时报》爆出富士康多名前高层利用其在电子产品代工产业链中的地位和权力,向下级供应商索贿,再一次将富士康推向了风口浪尖。

  多位业内人士均表达了同一个观点,即富士康向供应商索要返点一事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至于是单纯的高管个人行为,还是公司也有参与,还待相关机构调查。

郭台铭

郭台铭(图)

  集体索贿数亿新台币

  据台湾媒体《中国时报》报道,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爆发前高层集体收回扣案。台湾相关部门怀疑,鸿海科技集团旗下的表面组装技术委员会的高层,凭借手中持有的机台设备购买权,长期向供应商索贿,涉及供应商达几十家,其中包括三星、松下、索尼等厂商在大陆的代理商。

  所谓SMT委员会,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总管理处,负责调度集团设备、物料与资源,并对外发包采购,甚至握有厂商建议评估等生杀大权,一年经手金额超过上百亿元人民币,鸿海内部戏称天下第一会,权力相当大。台湾《联合报》称,SMT可以建议购买哪家厂商的产品,连集团各代工厂的规模、要做几条线,也都需要经过SMT的评估。据了解,仅在2012年,SMT委员会经手的采购案金额就达人民币数百亿元。而在SMT委员会中,又以正、副主委及总干事的权力最大。这次涉案人员中就包括SMT委员会的前副主委廖万成。

  廖万成等人为免犯行曝光,在岛外成立纸上公司,以顾问公司名义与厂商签约收回扣。由于大部分回扣都汇存涉案人境外账户洗钱,仅少数汇回台湾账户或置产,相关部门已掌握汇回资金流,至少上千万元。

  1月21日,台湾相关部门兵分19路,搜索约谈鸿海SMT前总干事邓志贤、前资深经理陈志钏、前经理游吉安等12人,并未约谈廖万成,但实施境管通报监控。2012年9月,廖原本打算在结束上海旅游后飞往深圳与邓会面,但当天邓遭到深圳公安逮捕,廖随机直飞台湾。

  据指,邓志贤等人到案后否认不法,辩称依规定发包给供应商,并没有使鸿海遭受损害,未涉及背信罪。相关部门认为邓志贤说法避重就轻,侦讯后声押。

  据了解,早在2012年,鸿海行政总经理兼商务长李金明就收到附有账册的检举函,指SMT高层长期向供应商索贿。郭台铭闻讯震怒,指示分别向两岸相关机关报案,并组成项目小组内部调查。

  而据台湾媒体报道,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日前已证实,有关员工及厂商涉案的部分已在侦查之中,有待相关机关调查的结果再对外说明。

  返点或有公司参与

  拿回扣其实是业内的潜规则。一般来说,一旦公司在整个产业链处于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就会形成供应关系的不平等,必然会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一位行业分析师透露。

  富士康近些年声名鹊起正是因为其成为了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厂。过去几年中,苹果产品的集中组装主要是由富士康代工。据了解,2012年苹果订单给富士康带来的营收超过60%。

  台湾相关部门调查发现,SMT委员会副主委廖万成等人,利用鸿海、富士康是全球iPhone最大代工厂所具有遴选供应商资格、采购发包的机会,向厂商索取2.5%回扣。厂商送回扣后,SMT就发给厂商合格代码,取得供货资格。但厂商若要进一步获取标单,仍须再向SMT行贿。厂商行贿后,由邓志贤收款,分配回扣。廖万成2011年退休后,仍仗着在鸿海人脉及影响力,继续通过邓索贿,甚至要求将回扣由2.5%提高至3%,其中多出的0.5%由廖独吞。由于廖需索无度,厂商不满,遂向鸿海检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苹果跟零部件供应商会事先谈好价格,再由供应商发货给富士康进行最后的组装,富士康对供应商货品的最终选用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一般而言,富士康会向供应商要求2%~4%的返点。如果不给,富士康可以以某项指标不合格为由,建议苹果改用其他供应商的产品。

  上述业内人士甚至表示,受返点利润的诱惑,不排除富士康公司也参与其中的可能。

  一位富士康供应商表示,SMT委员会主要负责富士康生产线规划及设备采购,上文提到的返点应该是存在富士康的内部设备采购上。他说,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很激烈,富士康在招投标过程中容易衍生要求返点、索贿的行为。当然,他也表示富士康在在一些代工产品的零部件供应上也存在要求返点的情况,但苹果对供应链的掌控能力很强,富士康的话语权较小。返点情况较多是针对一些竞争力比较弱的供应商上。

  据台湾媒体《联合报》报道,富士康已经在9号发表声明证明了前高管集体索贿一事,并表示正在进行内部管理的改进。

  事实上,随着代工利润的下跌,富士康这两年的业绩表现并不好。2012年,富士康国际控股出现大面积亏损,净亏损高达3亿多美元。到2013上半年,业绩稍微有所改善,能够扭亏为盈,盈利的增长得益于毛利率的改善。富士康表示,客户间的市场占有率重大变动将持续,该司将需投放时间及精力开发新客户以及制造其他流动装置的新业务。

  可以看到,富士康在2013年已经开始改变过去和一线国际大厂合作的惯例,大陆的小米和乐视也成为了富士康的座上宾。另外,富士康也在加强对终端渠道和产品的渗透。

  而富士康最大的客户苹果也意识到了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从2012年开始,苹果尝试寻求代工厂的多元化,加速去富士康化。2012年,苹果将iPadMini和iPhone5C订单转给了台湾另一家代工企业和硕联合(下称和硕),由和硕生产的iPadMini从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大量出货。2013年12月,苹果又新增纬创集团和华宝通信为代工厂商。DIGITIMESResearch资深分析师简佩萍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苹果确实想调整其与现有代工厂的关系,而且快的话,2014年初就会有新厂商开始出货。但她同时表示,在新合作伙伴供货能力还没办法取代富士康之前,苹果与富士康的关系还是会相当紧密。

  郭台铭震怒要提告

  涉案的前资深副总廖万城,在鸿海集团任职多年,深受鸿海负责人郭台铭的栽培。因此当郭台铭知悉他长期栽培的老臣、核心干部涉及集体向供货商索回扣,相当痛心。

  据中国网的报道,郭台铭曾私下告诉员工,说他相当信赖廖万城,有一年光是股票就让廖抽中3000万元新台币。但廖竟贪得无厌,在公司里面继续贪,这种人一定要扫除。

  前年9月,鸿海接到廖万城、邓志贤等人索回扣的检举函后,震怒的郭台铭,指示公司分别向大陆公安、台湾刑事部门报案。大陆公安逮捕邓志贤,并予收押。

  不料,去年初,邓志贤获大陆不起诉,获释后自行返台。郭台铭很生气,原本打算利用去年4月赴海南岛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向大陆方面反应此事,后被劝阻而作罢。

  郭台铭在大陆释放邓志贤后,转而透过台湾的司法单位寻求正义。去年鸿海集团决定正式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诉。

  郭台铭在鸿海决定向北检提告后,当天立即取消在大陆公务行程,搭乘私人专机自大陆专程返台。他返台后,先在台北总部召集法务、财务等相关主管及律师团召开会议研商。

  据了解,郭台铭透过律师向台北地检署表达提告的强烈意愿。律师联系检方说,郭台铭愿意当面向承办检察官说明,甚至亲上侦查庭制作告诉笔录,都愿意配合。

  据了解,郭的律师向检方形容,郭对老臣廖万城吃里扒外,背着他向厂商索取回扣,他长期被蒙在鼓里,身为公司负责人无法忍受,一定揪出廖的不法,请求检察官介入调查。

  台北检方评估后,认为郭台铭虽然身为鸿海集团负责人,但毕竟集团事务分层负责,郭未必完全知悉部属的犯罪行为,因此转告律师由负责的相关主管出面,检附相关帐证资料,以鸿海公司名义向北检提告。

  暴露大企业管理盲区

  一向以管理严格著称的富士康发生此事件,灯下黑也暴露出大型企业在管理上的盲区。

  据中国台湾网的报道,鸿海集团目前在中国大陆有近100万雇员,人数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对此,郭台铭也曾经表示:每天管理100万员工,头痛得要死。眼下,让他头疼的事情不是出于底层员工而是金字塔顶端的高层管理人员。这对一向以治企严明著称的郭台铭而言,的确更无法接受。

  多年来,富士康凭借在大陆市场的耕耘,曾连续10年雄踞中国内地企业出口200强榜首。而随着大陆经济转型,富士康也正在向巴西、土耳其、越南、印尼及马来西亚等地扩张和转移,但这无疑也为企业带来新的管理挑战。

  此次爆出集体索贿的鸿海SMT委员会,负责调度集团设备、物料与资源,并对外发包采购,甚至握有厂商建议评估等生杀大权,一年经手金额超过上百亿元人民币,鸿海内部戏称天下第一会,权力相当大。

  有分析认为,早期进入大陆的台湾家族企业从财务到老总都是一家人,他们极少为了获得采购订单去选择贿赂的方式。但是现在类似鸿海这样大型企业里面掌握了极大权利的台干却可以成为供应商们获得订单的通道,在权利过于集中而干部缺乏自律的情况下,鸿海严格的采购制度将遭遇极大挑战。

  据台湾媒体的一位资深记者透露,郭台铭一向以治军严格著称,手下干部多谨慎低调,此次爆出索贿丑闻,直指企业结构与监管漏洞,预计将在公司内部将掀起一轮新的人事洗牌。

  而在社科院台研所助理研究员王敏看来,丑闻事件的爆发也是给台资台企敲响警钟,让他们意识到应该制定与大陆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相适应的体制,不断完善,加强监督监管,才能进一度杜绝钻空子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要加强内部凝聚力,提升企业管理能力,丑闻或许也是契机,将成为促进富士康向前发展的动力。

  郭台铭的管理箴言之一就是严酷的环境是一件好事。而随着企业发展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特别是供应链的地区化,或许需要他更加严酷。

  完善制度大力监管

  从公司层面而言,富士康事件是买卖双方的问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唐永红分析,买方有需求量也就是占据强势的一方,在对外采购机制及内部制度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勒索以及受贿赂。这也是公司体制不健全造成的普遍现象。

  从经济案例分析,这是典型寻租行为,而产生此行为的原因正是因为垄断。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敏受访时表示,SMI委员会在富士康内部就有天下第一会之美誉,而最大嫌疑人鸿海前资深副总廖万成是郭台铭的老臣,与他私交甚好。由此可见权力过于集中,掌控多项大权,内部人士当然有机可乘。

  从社会层面看,任何市场经济的发展都会遇到勒索和贿赂方面的问题,就看资金多不多,影响大不大,或者说是有没有被发现了。唐永红认为,这跟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和监管体制是否完善有关。而两岸相关部门可以从法制层面上进行监管,通过相应的法规约束,并完善法律内容,同时也要具备较强的执行力。严格执法也可以从很大力度上杜绝商人欲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图谋。

  王敏认为,两岸虽然同文同种,但由于多年阻隔,在法律建设、社会文化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异。丑闻事件的爆发也是给台资台企敲响警钟,让他们意识到应该制定与大陆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相适应的体制,不断完善,加强监督监管,才能进一度杜绝钻空子的可能。

  在谈及后续影响时,唐永红表示,制度问题的暴露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富士康一系列丑闻不仅损坏公司形象也让社会不尊敬。

  王敏责用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来评价富士康的此次丑闻事件。他认为,只要加强内部凝聚力,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危机或许也是契机,将成为促进富士康向前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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